託派子女的梦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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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黑五类忆旧

託派子女的梦魇

1952年12月22日,是独裁者史达林的生日。那天夜裏,我从熟睡中醒来,看见屋裏灯光明亮,还有人说着话。后来知道那是父亲被抓走了。为了向独裁者史达林献礼,中共策划了这次全国统一的扫蕩託派行动,五百余名託派分子(包括郑超麟先生)都在当夜被捕。

父亲被捕后,母亲一个人带着5个子女确实困难,便托人把曼琳、曼平带到上海,由大舅抚养,留下大姐曼妮、我、曼云留在重庆与母亲相依为命。没想到这一分别就是10多年。1966年5月底,曼平哥结束了从北大派往四川峨边的四清工作,回京前请假到重庆探亲,我们才见了离别后第一面。见曼琳则是1966年末大串连时,我去她就读的北京轻工学院找她,经相互自我介绍才相认。如果路上偶遇,我们这对一奶同胞只能是相见不相识。

父亲被捕后关押在松山劳改队(白公馆、渣滓洞一带)时,每隔一二周或一个月,母亲就会带着我和曼云乘车去探视父亲。那时母亲实在是太累了,每次坐车都会打盹。这是我记忆特深的情景。到了劳改队,母亲与工作人员交待之后,就站在露天裏等着父亲出来。他们站在一处谈话,我和曼云则在离他们五六米的地方看或自己玩耍。每次母亲总要给父亲带一些香烟或食品。有几次父亲是穿着工装出来见我们的,头上戴着白色的如同当年日本鬼子戴的那种帽子。帽子后面拖一块大布,遮住整个肩膀。

不知从何年起,母亲就再不带我们去探视父亲了,后来得知父亲已转押到西昌。好像是在1959年,国家实行一次大赦,提前释放了很多罪犯。当时我们也特别期待父亲能获释,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消息,最后等来一纸通知,说父亲早在转押至西昌时就生病去世了。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不禁黯然泪下,我们心裏也十分悲痛。母亲对父亲被捕前的政治活动浑然不知,只知道父亲经营印刷厂时常常印刷鲁迅的书籍及一些进步书刊。家裏常有进步人士来往,陈望道等着名学者就来过我家。

父亲被捕,我们成了託派子女。读小学时,一次因调皮被叫到老师办公室,老师训我:“你是反革命子女,怎幺不克制克制自己的行为!”这次训斥使我刻骨铭心,也改变了我的性格。自此我变得沉默寡言,谨小慎微,总怕自己的言行再召来同样的训斥。不过,“因祸得福”,我变得学习刻苦,任劳任怨,参加工作后经常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。?

我上的是私立幼稚园,小学读的私立达育小学(后改为公办中华路小学),小学毕业升不了公办中学,只能读民办初中和高中。1965年12月,重庆4所民办高中的高三生,大部分被南充炼油厂以半工半读的名义招去。1967年分配进该厂,我到了最差的工段,干了最差的工种。

大姐曼妮也是人生坎坷。高三就读于重庆市九中,是该校的高材生。高考后比她成绩差的同学都被各高校录取,她却榜上无名。好不容易分到重庆空压机厂(军工企业),没干多久,厂裏下放人员,她首当其冲被下放,后来好不容易在和平路小学找了个代课老师的差事。我大姐夫也是空压机厂工人,因与託派子女恋爱、结婚,被调离该厂,到重庆东风机器厂工作。大姐后来以家属工身份也进了该厂。长年精神压抑,大姐失眠成疾,久治不愈,1979年服安眠药自杀。时年40岁,留下一双女儿。当时已退休的母亲在北京为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曼平哥带孙女张薇,得此噩耗,悲痛难抑,可也只能是眼泪往肚裏流。

妹妹曼云1965初中毕业,成绩优异但升不了高中,被招去当临时工。因是託派子女,1968年被辞退,长期未分配工作,干了十几年临时工,直到母亲退休才顶替成为正式职工。因事事遭遇不公,积郁多年,母亲于1995年过世。曼云失去精神依託,于7月26日留下遗书,投嘉陵江自尽,时年47岁。妹夫符比奇千辛万苦,花几千元雇人打捞,7天后才在嘉陵江下游河流转弯处找到其遗体。此时是重庆最炎热的时候,遗体高度腐败,无法辨认。那时没有DNA鑒定技术,仅从足部一颗痣的位置确定了妹妹的身份。

我母亲的遭遇一言难尽。公私合营后没收了所有的资产,被划为资本家,以资方人员的身份进入国营文化用品公司工作。接受改造自不必说,文革中因是託派家属,常被揪斗、游街及下放劳动。她工作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,不计时间、报酬。由于工作辛苦,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,她的脸常常浮肿,也查不出什幺病因。

母亲为人真诚。父亲被捕后,她一人经营印刷厂。当时厂裏有一名职工,外号聋子(因耳聋得名),患有严重的肺结核,当时称为痨病。这种病传染性极大,母亲却对聋子十分关心。那时我们住民生路76号(印刷厂对面)二楼,他住三楼。我家做了什幺好吃的,母亲都让我和曼云给他送去一些。久而久之,引来风言风语,甚至传到我们小孩子耳朵裏。但母亲全然不顾,始终如一地待他,直到他后来病重,吐血而亡。

民生路76号还有一段故事。我们住在这裏的是一间不足10平方的危房,1970年被拆重建。当时我已离家在南充工作,大姐结婚住在厂裏,母亲和妹妹曼云只得投亲靠友暂住。好不容易等到新房修好,不料地段户籍警竟以我们是託派家属为由,不准回迁,硬让我们搬到渝中区打铜街4号三楼一间用木板隔出的11.8平方的房子裏,没有厨房,没有厕所。据说赶走我们后,那位户籍警得到了本应属于我们的那一套回迁新房。

那个年代还有一件令我常感头痛的事:无论升学和工作,经常要填履历表,如何填写家庭出身一栏,常使我犯难。思考再三,要幺填上小商、商人,要幺填资本家,总之不愿填反革命、託派。但无论你怎样填,在档案裏我们总是“託派子女”,是躲避不了的。

由于家庭遭遇,我非常害怕政治,不敢碰它。入党、入团的申请书是不敢写的,知道写了也白写。我搞不明白什幺是政治,尤其是中国的政治。不同政见者就必然是敌人吗?难道政治就是成者为王,败者为寇?我期盼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,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,平等、自由、博爱的政治。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!

(选自《黑五类忆旧》第二期,2010-08-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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